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城市能发展到多大规模、有多大承载能力，是各地制定“异地高考”方案时要考虑的因素。（9月6日中国网报道）
不论是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每一个阶段的教育都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的话题。这异地高考，也始终是困扰着我国高等教育向公平境地迈进的难题。“同分不同命”，在录取分数线地域差别的斜坡上，多少踌躇满志少年的命运在此滑倒，发出无力而无奈的悲鸣。因此打破这种不公，成为公平、公正实现紧要和迫切的命题。随着这么多年来外来人员极其随迁子女们的奔走和社会的舆论呼吁，这《异地高考准入条件》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但是这三条颇具亮点的准入条件一经公布，就在网络上掀起了“苛刻”的热议。
笔者认为，《异地高考准入条件》中提出的三个条件，对于很多的外来人口及其随迁子女来说都显得“门槛儿”过高。就“家长条件”而言，常住人口和缴纳各种保险或许还不算什么不合理的条件，但是外来务工的人员未必是有稳定的工作、住所和收入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相关事业单位的编制，他们的工作难免是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或许更多时候是处于失业的状态。而外来人口之所以还被称作“流动人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租房住是他们唯一或许不得不的选择，那么谈何来的固定住所？就“学生条件”而言，在流入地从幼儿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或者是读三年高中，或者是读六年中学，这些看似仅仅读几年书就能够获得的“异地高考”资格，无疑是将更多的随迁子女们拒之门外。就“城市条件”而言，一个伸缩性如此之强的一个队伍，在这么一个讲究高科技日新月异不断变化的时代，他们的付出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和需要，总会显得是那么的沉重和遥远。这三条中的哪一条不是将随迁子女们拒之门外的最大的，或许也是“最好”的借口？
或许是觉得让这千万随迁子女回到原籍高考不太合适；或许是担心随迁子女们在本地高考会稀释本地录取率，致使本地人利益受损；或许更是担心“高考移民”的浪潮。那么，笔者倒是觉得教育部设置的三道门槛是能够理解的。但是，高考，是所有孩子们的权利，推出异地高考的政策就是为了保障和方便庞大的随迁子女群体的权利，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动摇和偏移的，更不能沦为城市实现自我调控的工具和手段。或者笔者可以换一句话说，如果不是现行的高考制度设计不够合理、不够完善、不够公平，又怎么会有现今那么多的担忧呢？
在利益主体多元的情势下，不必讳言利益之间的冲突。异地高考方案，就是随迁子女和本地子女双方利益博弈同时防范移民投机的产物。说白了，就是“要想政府做改变，就得先来讲条件”，而这个条件归根到底还是“拼爹”、“拼娘”的缩影。一旦父母没有房子，没有固定工作，没有上保险，没有待在一个被需要的城市，随迁子女的权利就随之被剥夺，最终还是只能一腔热血被泼的满身冷水，罢了说一句“还是回户籍地参加高考吧！”
笔者不否认现今出台的关于“异地高考”的政策当中包含着良好的初衷和善意，但依旧以父辈们占有资源的多寡作为子女能否参加高考的“条条框框”，只会让更多的孩子因为父母经济实力的悬殊，或者是工作地位的差距而面临迥然不同的人生和命运。工作本无高低，人生何来贵贱？异地高考的“标准”的确是需要一定的底线，但是不尊重“人身”和“人生”的准入条件，只会是被权利架空的“花拳绣腿”，谈何来的高考公正、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