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控烟日当天的一份网络资料显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晖指出，烟草业对中国GDP的贡献不足2%，但对财政税收的贡献在8%以上。这份“贡献”或许增强了烟草人的底气。早在参加世卫组织《控烟公约》谈判时，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位官员就曾指着卫生部官员大骂，“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是公务员，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
此言辞一出，着实令公众惊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网友“素水微痕”的第一反应便是，如今中国烟草税收之高在国际都是出名，可掏钱的是我们消费者，因吸烟使身体健康备受伤害的还是我们民众，你一个烟草专卖局的官员竟敢如此大放厥词，为了所谓利益罔顾我们的生命安全。这究竟是谁给你的权利？对此，编者翻阅了网络几乎所有的跟帖评论，一片谴责之声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对所谓的“控烟卖国论”，小编在反感之余，更多的觉得大家的关注带了些片面性和情绪性。为何编者要如此之说？不知网友你是否在原信息中看到如此的字眼，“早在参加世卫组织《控烟公约》谈判时……”，这说明这句话说出的情境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7年之间的控烟意识萌发期。那时候，国家各方面经济还在最初级的原始发展中，烟草税收对国家税收，乃至各项发展政策的扶持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之那时社会控烟意识的薄弱，最初从国家政策层面提出控烟的理念时，自然批判声一片。对于“控烟卖国论”，自然我们也不难理解了。
然而，据近些年来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财政税收的来源逐步的多样化、广泛化，对烟草税收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而且，在2008年国际控烟大会上，中国被诸多国际NGO代表授予“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让中国控烟不力的国际形象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吸烟有害健康”的事实让国民对控烟和生命健康有了更深的认识，并产生一系列自发的戒烟、控烟及其他抵制行为。国家内外形成一定的控烟压力，才得以让“控烟”成为国家关注国民身体健康的重要话题，并得以执行。因此，编者认为，回首以往，从刚开始的“控烟卖国论”到如今很多人积极的戒烟、控烟，可以说是时代在进步、社会控烟大业逐渐崛起的历史见证。对此，我们何必要睚眦必报的去追究过去历史时代下某位官员的不恰当言论？
但是我们对控烟历史社会进步的包容，并不代表着我们对如今控烟的社会细化标准缺失、措施执行不力的漠视。如今，“控烟”的实际操作正面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什么“使用低焦油”等词语的虚假、误导、欺骗，什么“烟草院士”的当选与褒扬，都足以证明相关部门对烟草税收难以割舍、使“控烟”行动变质变性的潜规则。此外，国家对戒烟的医疗辅助体制缺失，让控烟在社会层面面临公众戒烟艰苦难行的现实尴尬。
因此，编者要说，其实控烟并不难，但难的是对既得利益的割舍和国家财政的进一步投入。即便卫生部众多的控烟措施已然实施，可实际见效不大足以见证社会对控烟的关注程度如何。更遑论什么“没有一部全国性的禁烟法规”、“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基本没有实施”、“烟草广告和赞助仍时有发生”等尴尬境遇。对此，我们只能重弹警惕烟草利益干扰控烟的话题。只有相关部门对现有控烟问题的反省和积极行动，才有可能帮助烟民与烟草的意志对抗和健康维护。这不仅是公民的利益，更是国家的利益。而这些我们可以说，但只能观望，因为一切美好愿望的实现都期冀与现实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因此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坚守和等待。对此，我们只能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