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银屏，即便是不认识陌生人，想必都是与笔者一样的会满眼泪水吧。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是廖某对患有尿毒症的妻子不离不弃，不惜犯罪来救妻子，这样的情感能不让人动容吗？我没什么可辩护的，我承认我犯了错误”，勇于担当的品质让人感慨。他愿意退赔，但肯定法官能给他时间，因为他必须卖房，而他住的是小产权房，不好卖，让人分外心痛。
私刻公章，诈骗的金额高达17万之多，但是这样的犯罪行为并没有被网友们苛责、批评，相反的“有情有义的汉子”等美誉一直在新闻跟帖中不断的出现。说是诡异的现象吗？笔者不这么觉得，这样的现象无非是证明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就是在缺乏大病救助的尬尴现实窘境里，个人的人性之恶，是会被感同身受的民众们转化为体恤和谅解的，更能够引发对现有制度的不满和无力的责难。一个社会需要秩序，法律的权威在于执行，虽然笔者对于廖某充满了敬意和同情，但是这毕竟触犯了法律，笔者依然支持法官依法判处廖某的相应刑罚。但问题是，廖某坐牢去了，他患尿毒症的妻子怎么办？他把小产权房卖了退赔，生病的妻子和孩子又将身居何处？
四年时间的透析已经让这个家庭负债累累了，但是对于尿毒症患者来说，血液透析是除了换肾之外唯一能够维持生命的办法了，而换肾的费用又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承受不起的。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中的人们，本应该有着和常人无差别的爱与尊严，但当他们的境遇与“疾病”、“社会保障救济”、“养老”、“教育”等词语关联时，尊严往往分崩离析。他们无枝可依，即便是表达最朴素的一份亲情，也往往只能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尊严，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一笔钱对于他们如同跳蚤腿上割肉，而对于医院却是大象腿上拔毛，利用医院的漏洞获得透析的机会，对他们而言是对他人以及社会伤害最小的方式了。而这，恐怕不仅是一位贫穷却坚守的丈夫的悲情，更是社会救济与保障制度的悲哀。当然笔者并不是为廖某的罪行开脱，一开始笔者就强调了这样的犯罪是应该得到相应的处罚的，但是，当一个人因病致贫、生命堪忧却无法从合法途径获得帮助时，那么病倒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个人了，更应该是这个社会保障的制度吧！
想必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大家都是知道的，在此笔者不妨再复述一遍：在美国经济最萧条的1935年冬天， 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因饥饿偷盗面包，她说：“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这时，旁听席站起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脱下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说道：“各位，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这个男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的市长——拉古迪亚。
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看到廖某“诈骗救妻”的新闻，却没有看到“拉古迪亚礼帽”，这太令人遗憾了。贫穷，是的，国家还没有真正的富裕起来，但是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社会对待自己贫穷子民们的态度。对于“诈骗救妻”这样悲情的新闻，只有推动制度上的建设，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进而使更多人从中受益。所以，医疗体制改革的步伐必须加快，而大病救助之类的制度也应该尽快建立并完善。只有如此，才有望避免类似的悲情故事频繁上演，才能等到我们的“拉古迪亚的礼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