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李永忠日前对话媒体时说：如果我们用“绝不赦免”的方法，可以推算，“腐败呆账”只会越来越多，存量会越来越大，抵抗也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李永忠表示，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12月17日《京华时报》）
看古装剧总避免不了会看到“大赦天下”的剧情，通常都是皇族有与民同庆的大事便会大赦天下，从而把那些罪不至死的囚犯释放，让他们感念皇恩晃荡。赦免，在一定意义上是指免除或者减轻罪犯的罪责或者刑罚的。而李永忠提出来的“有条件的部分赦免”，无非就是将“申请”赦免的贪官污吏的赃款收入国库，从而减轻其的罪责继而赦免甚至重新复位。
有人认为，“赦免部分退赃官员”不仅仅能够及时的收回“腐败呆账”，减少腐败带来的财政损失，同时也能够让更多贪污腐败的官员迷途知返投案自首、改恶从良。就目前我国反腐形势而言，对腐败官员实行“绝不赦免”、“一棍子打死”并非明智的选择，甚至还会加剧腐败官员的抗拒心理和对抗情绪。比如，有学者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平均腐败案件潜伏期是1年多，近十年来，平均腐败案件的潜伏期变成了9年多，增长了七八倍。为此，李永忠认为，如果我们用“绝不赦免”的方法，可以推算，“腐败呆账”只会越来越多，存量会越来越大，抵抗也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
不得不承认，李永忠的这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基于目前我国严峻的反腐形势，“有条件的赦免”无疑是一种对于腐败妥协的方法。或许，官员财产公开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有猫腻的官员，通过免除这部门官员的后顾之忧来分解这部门阻力，的确是可行之计，但是这种妥协的背后，在根本上难道不是在伤害法治的公平性原则吗？法律对于公权治理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对待，这给予长远的法治反腐带来的伤害将会更大。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的“网开一面”，看似能够减轻他们对于反腐败的抵抗，甚至还能够唤醒他们的沉睡已久的良心，但是这似乎高估了腐败官员们的自觉性。暂且不谈有多少官员会自觉清退，也不论“赦免”的具体可操作性；单从原因分析，造成今日反腐严峻形势，根本上就是由于惩治偏软，没有确立起刑事执法的普遍性、严密性。在执法已存偏漏的情况下，再行“网开一面”的方案，岂不是“与虎谋皮”？
更何况这所谓的“有条件的赦免”也是存在着很大的法律漏洞和制度空白的，“有条件”的标准是什么？民众应该如何去分清什么样的“条件”足够被赦免，什么的“条件”罪无可恕？的确，反腐败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的是国家法律长久的支持，需要的是民众果敢的举报，需要的是相关部门严格的执法，需要的是相关制度协调的配合。腐败犯罪，没有“赦免”的法外开恩，必须依法惩治，这是我国法律的底线，不可突破，更是不容反驳的。否则就不仅仅是让神圣的法律受到玷污，继而加大反腐败的成本那么简单，更是将我国多年建立起来的法治社会颠覆。反腐败的“防护堤坝”只有建筑的越高、越厚，才能够让那些贪官污吏在法治的威严下“束手就擒”，才能够真正的让腐败的衍生术敬而远之！